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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把中国高教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――新加坡学者调研中国高教
   阅读次数:735 添加时间:2014-5-26 发布者:admin  

作者:苗绿来源:2012514日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第303

当今世界,各国高等教育均面临诸多难题,普遍而严厉的批评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不断的反思。许多学者开始到国外“取经”,以期从中收获启示。自20111月起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北京、西安、武汉、上海和杭州,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进行了广泛调研,形成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路径和选择的看法。这一调研成果于近日在京举行的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”研讨会上正式发布。

 学者行政化:被动抑或主动

 在新加坡学者看来,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,发展大于改革,基于这一思路,大学变化非常大,有一些确实是积极的、好的变化,但也出现了很多深层次问题,由此激发大学改革需要向纵深突破的讨论。

 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赵力涛介绍,此次调研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访谈,访谈对象分布在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高校、一般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。从职务分布看,有政府官员,也有大学校级、院系一级领导,还包括大学教授、教师、学生和企业人力资源主管。关注问题主要包括大学的治理或管理体制、知识生产或科研体制、人才培养体制。

 赵力涛认为,很多学者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源于制度,即权力分配不当,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。这有一定道理,但没有抓住要害。世界上很多优秀大学校 长也是政府任命,办学经费同样出自政府,并不必然出现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不清的问题。学者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。中 国大学发展史表明,即使外部环境不利于大学发展,那些身负使命,有远见、热情和使命感的学者,也总能寻找到自主空间,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。

 访谈显示,总体而言,在中国,虔诚于学术的学者规模和影响力没有大到让其成为大学“核心”的程度。一些学者追求非学术的东西和社会上的评价,影响社会对学 者的总体评价。由此,公众对学者声望给予专业水平的期待。而课题对于中国高校和学者的重要性令新加坡专家难以想象,他们提出,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自己是被动 的行政化或被动的市场化。然而也有一种趋势,他们尝到甜头后,开始走向主动的行政化或主动的市场化,并形成一种文化。很多学者已经名利双收,但是他们形成 一套新的价值观,难以回头。显然,学者本身对中国高教的很多问题也有直接责任。

 

  教育哲学未真正生根

 “中国高等教育如果再不进行深层次改革,可能会拖住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”,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如是说。问题的出现往往是改进的契机。新加坡国 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,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问题很多,另一方面也很有希望。因为华人社会的教育系统由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共同组 成,很多方面互相可以借鉴。

 “中国缺乏教育哲学、缺乏专业精神,缺乏‘象牙塔’这样一个体系。如果我们承认这点,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特点是先建立起‘象牙塔’、先建立起专业主 义,然后再谈现代,不要轻易学西方。”郑永年认为,近代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与政治社会变化相关,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首先是皇权衰落,由于新政权没 有建立起来,导致权力分散,权力分散又使得思想界异常活跃。皇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,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。其次是革命,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政 权,由此导致知识界发生两个变化: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产生;二是政治和知识界的边界产生。五四运动后,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 系相互竞争,政治力量对哲学体系、知识体系有所选择,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知识体系的追求。这种积累在西南联大时期达至顶峰,可惜的是,近代以来的教育 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生根。

 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确定专业主义?专家指出,首先,现有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,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;其次, 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估制度必须重新设计;最后,确立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,不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,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,教育界需要反剩教育界的自制和独 立,并不是教育界可以无政府,知识界本身必须确立知识的认同和边界,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。

  毕业生:铁饭碗抑或职场机会主义

  新加坡学者还就中国高校毕业生情况访谈了十几位雇主,黄彦杰研究员称,多数雇主反映毕业生在知识和素质上与工作要求有很大差距。另外,毕业生的心理素质与 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心理不相称。在知识和技术层面,雇主们一般采取的策略是以学校声望作为选人的主要标准。例如,复旦大学毕业生第一轮有90%的可能性进入下轮选拔,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只有10%20%的可能性。声望和行政主导了高校扩张过程,这个扩张过程导致非重点大学教育质量下降,教育质量下降又导致雇主采用以声望为主的聘人方法,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

 与此同时,高校扩张对职业教育体系的破坏,特别是综合化和升级化,基本摧毁了原先比较好的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,它们升级后培养的专业人才反而减少,这也直接导致高技术人才匮乏。

 雇主还反映,中国大学毕业生普遍缺少工作伦理和职业规划,非常突出的例子是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不能接受难一些的工作,就业市场过度流动。用人单位非常难 组织一个较为稳定的人才队伍,单位的培养体系难以维持,因为谁也不愿意出钱为竞争对手和公司培养人才。此外,毕业生缺乏敬业精神和专业意识,一方面,重点 大学毕业生追求铁饭碗,3年的研究生只读一年半,其余时间用于考证或参加各种各样的公务员考试和招聘,这样一来,最优秀的学生无法进入需要创造力的部门。另一方面,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职场机会主义,跳槽过于频繁。

 针对新加坡学者的“批评”,中国学者普遍表示,与欧美教师相比,中国学者是最不受约束的群体,我们的教授可以随意去挣钱,我们虽然有特别强的行政主义,但有特别弱的管理,要将高等教育改革作为改善社会结构的突破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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